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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養貓，有這樣一段文人趣話。

文人愛貓，幾乎已成為通例了。作家周瘦鵑就以這四字寫過一篇散文，從中國文人墨客大都愛貓談起，直談至西方文壇名流好多都有貓癖。周先生家原有一頭玳瑁貓，蓄養三年之久，“善捕鼠，不偷食，便溺也有定處”，所以全家上下都愛它。然而后來性情大變，“整天懶得動彈，常在灶上打盹，見了東西就偷去吃，便溺也不再認定一處，并且常把腳爪亂抓地毯和椅墊”，惹得作者很是痛恨，卻也無可奈何。一來一去，判若兩貓，真讓人懷疑原本愛貓的周先生會不會因此而生出一絲悔意。

近代文人是愛貓一族的，亦不在少數，掌故大家鄭逸梅曾撰《往事談貓》一文，列舉袁寒云、孫漱石、高吹萬、豐子愷、吳湖帆等人都愛貓，南社馮平（壯公）因為愛貓，自署貓庵。某日貓忽走失，壯公甚至還修筑一座貓亭來紀念它。據我所知，還可略為補充，后世自稱貓庵的，尚有二人，一為杭州鐘韻玉，一是蘇州黃轉陶（初名小貓）。

鄭氏文中并提及陳靈犀“榜其居為貓雙棲室”，則不妨多說幾句。1940年4月初，唐大郎在《東方日報》“狼虎集”專欄刊有一首七言絕句，詩云：“哭到寅兒淚已傾，雙棲樓閣盡多情。鳳兒亦是何家號，一是紅顏一畜生。”這首詩，題為《先生閣易名為貓雙棲樓，賦贈一絕句》，可知陳靈犀此前齋名先生閣，此后更名為貓雙棲樓，原因何在？讀其首篇《貓雙棲樓隨記》可知，他當年曾蓄有兩頭貍奴，一名寅兒，一鳳兒，今寅兒已逝，只留鳳兒獨處。憐其孑然，有意為它覓一伴，期望未來或有雙棲之可能，于是改此齋名。文中還以他人之口嘲笑自己不寄情山水草木，而寄之于畜，亦笑而不顧。

唐大郎曾與陳靈犀住在一幢樓的上下層，他對于養貓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答案是并無好感。查1942年2月27日“懷素樓綴語”專欄，大郎以文言體寫道：“貓稱貍奴，豢之者有癖，靈犀且不憚為之著盈篇累牘之文，予則皆詈其浪費也。”理由呢？首先是貓屎太臭，遂喜歡不起來。除此之外，并現身說法，稱近年來住在一間屋子的三樓，在陽臺獨立設灶，鄰家養了很多貓，然而并不飼喂，總是驅使它們去竊盜鄰居的廚房，一年之中，因傭人不察，損失甚大。某天煮了一鍋雞，誰料被鄰居家的貓“破鍋而竊雞去”；又一天，買來青魚一尾，被鄰貓將魚頭叼走。大郎氣憤至極，想要殺一儆百，遂找了一根木棒，恰好一頭貓施施然露頭，便用力擊打，“貓狂嗚而去”。然而并沒有多少效果，第二天鄰貓照舊出現。急得大郎在文末呼吁，是要任其偷盜呢，還是殺之杜絕隱患。問題自然是無解的，而鄰居家養貓不喂，也很讓人費解。

兩年后的1944年5月21日，唐大郎在《東方日報》的另一種專欄“郎虎集”里還曾提及貓，說卡爾登戲院2樓的寫字間“翼樓”也養了一頭貓，當大郎寫稿之時，常躲在他身后，有時盤踞在兩腿之間，大郎對此十分厭惡，再次道及：“予與貓尤絕無好感，今日人糧且不繼，遑論備畜食？”但他似乎忘記了幾年前貓的功勞。

話說1939年6月5日，在《社會日報》“唐詩三百首”專欄，大郎曾經寫道：“室中鼠擾，從舅家攜一貓來，貓終日不思食，向家人作嗚嗚鳴，似求歸去，然是夜鼠患遂戢。”并以此事為題材，撰寫了一首七言律詩：“貓來終日不思食，豈是殷殷念主恩？至竟仁慈留我輩，何辭貧薄供魚盆。能為跳蕩吾兒伴，自有威儀群鼠奔。亡婦思家朝夕至，黃昏勞汝伺歸魂！”詩的末句連帶著將妻子去世的哀矜之情，也抒發于筆墨間，是點睛之筆，很能讓讀者生出同情心。孰料時過境遷，貓的好處竟完全拋諸腦后了。世事艱辛，對此豈不令人興嘆。（祝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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