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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建偉，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民營企業涉嫌犯罪，大多屬于經濟類犯罪，往往涉及涉案財物問題，公安司法機關在處理涉案財物的過程中，由于涉案財物性質常常不能遽然厘清，又兼案件頭緒繁雜，辦案人員疏忽懈怠乃至武斷專橫，超權限、超范圍、超數額、超時限查封、扣押、凍結的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讓民營企業家叫苦不迭。究其實，公安司法機關對于涉案企業的合法財產權利缺乏應有的敬畏和謹慎，將不應采取強制性措施的企業財產查封、扣押、凍結；對確認為合法的企業財產不能及時解除強制性措施，訴訟過程過長，涉案財產得不到及時處理，常常造成企業發生財務困難，甚至資金鏈斷裂，導致企業停產乃至破產。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第十條即著重從涉案財物問題入手，為民營企業祛除“痛點”提供保障，是有其現實必要性和針對性的。對于意見第十條的理解與應用，需要把握的是，這些要求主要針對的是執法司法中的亂象，是在法律現有的框架內對司法理念和司法行為的調整，提升公安司法人員的民營企業保護意識，解決涉案企業財產查封扣、押凍、結存在的突出問題，將執法司法活動回歸法律正當程序的軌道。在這一基本前提之下，本著減少企業正常經營阻礙的思路，應在司法實踐中對執法司法行為進一步予以規范：其一，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應當堅持法制原則，嚴守執法司法權行使的界限，防止查封扣押凍結等權力的濫用，同時執法司法也要保持成熟理性，不可忽冷忽熱、畸輕畸重，重點解決當前執法司法中存在的涉及企業財產的弊端。避免從動輒對涉案企業財物采取強制性措施的極端，滑向本應依法采取財產保全措施卻放任不管的另一個極端，導致涉案財物被轉移、藏匿、滅失，給案件的實體性處理造成后患。其二，對涉案財物采取強制性措施，應當秉持必要性原則。對確需查封、扣押、凍結的，依法采取強制性措施，在保障迅速偵查原則實現辦案效率的前提下，嚴格審批手續，必要時應進行強制性措施必要性評估。其三，對于已經采取強性措施的涉案企業財物，應盡快厘清哪些屬于贓款贓物或者犯罪工具，哪些與案件無關，避免將企業合法財物錯誤扣押、查封、凍結乃至錯誤處理，防止擴大強制性措施的執行范圍。其四，對于經營性涉案財物，應當本著維護企業生存發展的司法善意，慎重處理。“涉案財物”一詞，在刑事訴訟中一般理解為違法犯罪所得及其孳息、犯罪工具、違禁品和作為證據的財物等，或者與上述財物混合在一起尚來不及切割的財物。當這些財物具有經營性時，為保護民營企業不至于因這些財物被采取強制性措施而發生經營困難，公安司法機關可以根據涉案企業合規措施、經營需要和案件的具體情況，判斷是否要采取強制性措施。這是對辦案機關提出的執法司法克制性要求。其五，對于經營性涉案財物不采取強制性措施，要考慮刑事訴訟中財產保全和實體正義實現的需要，應當注意的是，只有滿足“保證偵查活動正常進行”的前提，才能對涉案財物“網開一面”，并且為了保全這部分涉案財物，辦案機關必要時應當采取一定的監管措施，在不影響這些財物正當使用的同時，防止財物被轉移、藏匿、滅失，保障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其六，對屬于被害一方民營企業被不法侵占且正常經營所急需的涉案財物，司法機關應當盡早確定產權歸屬，及時返還被害企業，避免因延宕不決造成被害企業生產經營陷入困境。上述措施是順應形勢變化而對執法司法進行的適時調整，也是對執法司法長期存在的問題的糾偏。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對于民營企業來說，需要的并非是特殊的保障，而是現代法治環境下逐步形成的穩定的經濟發展條件。為長遠計，執法司法權的正當行使應具有一貫性，由此樹立法律的權威、實現法治的可預見性，提升國家整體法治水平，從根本上解除民營企業的顧慮。就此而言，回歸法治的本質并祛除司法陋習，有效遏制公權力的專橫放縱，真正實現法律的人格化治理，才能從根本上為民營經濟發展鋪筑一條康莊大道。

（原文刊載于《上海法治報》2023年8月18日B7版“學者評論”）

責任編輯｜徐慧

審核｜趙月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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