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長安、洛陽的收復,至德二載(757)十二月,安史之亂暫告一段落,唐肅宗特命嘉獎有功之臣。大唐吏部明確了將士們的功勞后,又加班加點開列出一長串為國捐軀的烈士名單:顏杲卿、張介然、許遠、南霽云、雷萬春、袁履謙……
對于這些應該表彰的忠烈,唐肅宗及在朝的文武百官均無爭議。唯獨對名單上凸顯的一個名字,眾人卻意見不一。
此人正是不久前因死守睢陽而遇害的御史中丞張巡。
【資料圖】
張巡(708-757)。圖源:網絡
正如《新唐書》記載,當時人或謂:“(張)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部分官員認為,張巡在守睢陽期間造成“人相食”的悲慘局面,實乃歷史的罪人。
而另一部分官員,如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李翰等則認為張巡功勞莫大,“天下不亡,其功也”。
作為張巡生前的摯友,翰林學士李翰稱,張巡食人實屬無奈,皆因睢陽“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更何況,張巡還有“守一城,捍天下”之功,不應被埋沒。
最終,基于張巡立功的表現,唐肅宗追贈其為揚州大都督、鄧國公,并授其子官職。
然而,即便唐朝官方已有定論,千百年來,爭議之聲卻始終不斷:以人為糧的張巡,究竟是神還是魔?
01
以張巡的性格,或許他從未在身后的虛名上左右徘徊過。
作為盛唐進士出身的文官,他原本擁有美好的前程。史書稱其“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妥妥的盛世“學霸”。步入仕途后,張巡歷任太子通事舍人、清河縣令等官,皆以政績卓越、清正廉潔著稱。所以在仕途伊始,張巡的親友們都認為,他極有可能因治城興邦而名垂青史。
可張巡為人志氣極高,不拘小節,向來厭惡與庸俗粗鄙之人為伍,故而他的仕途始終沒有進展。眼及于此,有好心人曾奉勸他投靠權相楊國忠,為自己謀仕途。張巡斷然拒絕,說:“是方為國怪祥,朝宦不可為也。”一個官員需要攀附權貴才能升遷,這正是國家不正常的表現。
如此,沒能順利進京述職的張巡,才被分配到“土多豪猾”的真源縣(今河南鹿邑)當縣令。
真源地處中原,“盛產”土豪劣紳。張巡到任時,當地甚至還流傳著“南金口,明府手”的諺語,說的是當地勢力最大的“地頭蛇”華南金倚仗在衙門任職的關系,欺壓百姓,作威作福。
張巡頭一次升堂,就讓人把華南金逮來,當著全縣百姓的面,將其繩之以法,明正典刑。隨后,他又頒布了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政策。憑著一顆公心做事,在真源縣任職數載,張巡便成為當地歷史上治績最好的“名宦”之一。
正當張巡準備大展拳腳之際,河北卻傳來了驚天異動。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攜“好兄弟”史思明發動叛亂,建燕稱帝,兵鋒直指長安,史稱“安史之亂”。由于中原數十年未歷戰事,叛軍頃刻輒至,不僅朝廷來不及調動軍隊抵御,各地官吏更是聞風而降。這其中,譙郡(今安徽亳州)太守楊萬石還未見到叛軍的影子,便主動投降了安祿山。
安祿山。圖源:影視劇照
真源縣受譙郡管轄,叛主后的楊萬石第一件事就要拉手底下的官員入伙。張巡作為當地頗有政聲的官員,自然是楊萬石的首要勸降對象。但楊萬石低估了張巡的節操。面對楊萬石的賣主行為,張巡怒不可遏,憤而起兵,率領本縣吏民數千人,毅然舉起反抗安祿山叛軍的義旗。
吊詭的是,決絕的張巡卻沒能等來同僚們的積極反應。當時在真源縣附近,雍丘(今河南杞縣)縣令令狐潮正準備投降。當地百姓對他們的長官主降嗤之以鼻,趁令狐潮出城迎接叛軍,這群百姓直接將城門鎖死,誓與雍丘共存亡。但是,雍丘縣群龍無首,雍丘百姓也不能組織起有力抗擊,所以,城中有識之士派人邀請張巡為他們守城。
天寶十五載(756)二月,張巡帶兵接管了雍丘縣,與之一同前來的,還有單父(今山東單縣)縣尉賈賁所部一千余人。為了提振士氣,他們先拿令狐潮的家屬祭旗,旋即加緊修筑防御工事。而令狐潮在叛軍的支持下實力大增,張巡、賈賁到任雍丘僅一個月,令狐潮便伙同叛軍大將李懷仙、楊朝宗等率四萬大軍來攻,并聲稱要踏平雍丘,活捉張巡。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賈賁不愿做“縮頭烏龜”,憑一股忠勇之氣出城御敵,不幸全軍覆沒。賈賁之死令雍丘、真源守軍一陣恐慌,但張巡并未自亂陣腳。他分析,令狐潮曾主政過雍丘,必知城防弱點,而敵軍精銳,必有輕我之心,要想憑借真源、雍丘兩縣有限的兵力取得勝利,必須化被動為主動。
張巡決定發動一次奇襲。
他親自挑選一千名精銳,分成五隊,每隊兩百人。這些人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盡量沖散叛軍的陣腳,無需顧及殺敵多少,更不用搶奪輜重糧食,只需要讓敵軍看清楚我子弟兵的威猛,逼其后撤即可。
這次奇襲無疑是奏效的。趁著叛軍埋鍋造飯的時機,真源、雍丘子弟兵殺至,敵軍頃刻間陣腳大亂。數萬大軍根本顧不上吃飯,也來不及抵抗,便伴隨一股莫名的頹勢潰退戰場。
此后,張巡與令狐潮間又爆發了大小三百余戰。令狐潮屢戰屢敗,其手下叛軍銳氣盡失,不得不主動后撤。
02
盡管張巡憑借區區數千士兵扛住了令狐潮數萬大軍的沖擊,但伴隨著東都洛陽的陷落,封常青、高仙芝等宿將為唐玄宗冤殺,唐、燕對峙的形勢注定進一步惡化。
就在張巡、賈賁入駐雍丘前夕,安祿山的大軍已拿下陳留郡(今河南開封)。這里是唐朝河南節度使的駐地,也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亂爆發后,于內陸設置的第一個藩鎮,意義重大。按照最初的設計,河南節度使可統轄陳留、睢陽、譙等十三郡諸軍事。這意味著,河南節度使一旦缺位,不僅張巡在雍丘、真源一帶的抗擊得不到補助,唐帝國在河南最重要的軍事基礎也將土崩瓦解。
更為嚴峻的是,自秦漢以來,漕運關東(函谷關以東)便成為長安物資供給的重要模式。隋唐時代的漕運,多取“東南之粟”,也就是所謂的江淮租賦,這些錢糧在和平時代通常需要自江都(今江蘇揚州)運出,經長江、淮河、黃河等水路直抵洛陽,再由洛陽地區安排人手,“以車或馱陸運至陜”。可以說,“賦取所資,漕挽所出,軍國大計,仰于江淮”。為此,自隋煬帝以下的多位君主不惜頂著亡國的風險,開挖大運河,以保障江淮漕運暢通。
連通隋唐大運河的通濟渠,正好穿過雍丘、寧陵(今河南寧陵)、睢陽(今河南商丘)等地,直下江淮。這就意味著守好雍、寧、睢三線,便能有效阻止安祿山叛軍染指江南。
安史之亂中張巡之所以死守睢陽,核心在于保護大運河和江淮流域。圖源:網絡
江淮的重要性,安祿山當然曉得。為了斷絕唐朝中央的財政收入和糧餉,陳留郡陷落之日起,他就令手下大將李廷望為河南節度使,俾守陳留,同時派出楊朝宗、崔乾佑等沿途收攏大軍,形成東略勢頭,剿滅抵抗勢力,以期在未來某個時間段,兵臨江南,徹底扭轉乾坤。
作為楊朝宗、李廷望的手下,令狐潮被新上司“寄予厚望”。他自知打不過張巡,便帶著士兵屯駐雍丘之北,并在那兒蓋了座“杞州城”日夜防范,切斷張巡義軍的糧草支援。
張巡雖然是個文官,但軍事思想十分超前。見令狐潮暫時放松了對雍丘、真源的攻勢,他便在城中大膽練兵。他的練兵方式與傳統將領不同,他從不要求各營主將無條件服從自己,反而允許他們最大限度發揮指揮員的創造性。無論哪一級別的將領,在張巡眼中,都有權根據現狀自行調整作戰方案,臨機處斷一切突發事件。
對于張巡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練兵方式,唐軍內部難免產生質疑之聲。對此,張巡解釋道:“今胡人務馳突,云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化整為零,靈活多變,或許正是張巡抵抗叛軍這么久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秘訣。
不過,令狐潮發動的消耗戰,著實是張巡鎮守雍丘以來遭遇的最大挑戰。
雍丘地小人寡,城內物資儲備極其有限。作戰日久,唐軍的箭矢早就十袋九空,為此,擅長夜襲的張巡又想到了一計奇招。他命人扎制一批稻草人,為它們穿上夜行服,由士兵用繩索套牢,從城墻上放出城外,制造夜襲叛軍的假象。
守夜的叛軍遠遠看到唐軍出城“偷襲”,于是無數冷箭嗖嗖作響,而張巡等守城官兵則在城上靜等稻草人載箭而歸。就這樣,幾天下來,唐軍成功得箭數十萬支。后來,有個叫羅貫中的文人讀到張巡“稻草人借箭”的經典戰例,遂改編進《三國演義》中,成了諸葛亮神機妙算的事跡之一。
《三國演義》中,草船借箭故事的原型是張巡草人借箭+孫權乘船遇箭
當然,借箭并不是張巡的唯一目的。兩軍對峙日久,雙方的消耗都極大。叛軍后方除了將軍械物資運抵前線外,也會定期為令狐潮等人運糧。張巡得知這一消息,當即決定采取聲東擊西之計——他自己率小股部隊夜襲,佯攻令狐潮,引對方出營,之后再由親信率領大部隊偷襲叛軍的糧草輜重。等令狐潮發現自己上當受騙后,滿載而歸的張巡將計就計,派出五百人的敢死隊偽裝成稻草人模樣,突襲敵營。這下把令狐潮徹底整不會了,史載“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余里”。
雖然張巡如此可怕,但令狐潮知道,兩軍打消耗戰,精髓全在一個“熬”字,只要堅持下去,沒有打不贏的仗。與張巡相比,令狐潮的優勢恰恰就是兵多將廣、后援有力。
眼見令狐潮圍而不走,張巡便主動提出棄城,希望對方給自己及身后的將士們留條活路。考慮到一時半會打不贏張巡,令狐潮便秉著相安無事的心理,命自己的軍隊后撤三十里,打算等張巡跑路后,自己再接管雍丘,也不失為大功一件。怎料,令狐潮大軍一撤出“杞州城”,張巡就派人拆了敵軍的城樓,“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扛著木頭又回雍丘準備下一輪軍事戰斗了。
就這樣,張巡前后堅守雍丘長達一年,令狐潮始終拿他沒辦法。
在張巡的感染下,其手下也涌現出一大批悍不畏死的護唐猛將。其中,人送外號“木頭將軍”的雷萬春,最是令人嘆服。
一次,令狐潮率軍來攻雍丘,雷萬春正在城頭督戰。令狐潮命令手下士兵萬箭齊發,雷萬春來不及躲閃,面門上狠狠地挨了六箭,但他巋然不動,搞得令狐潮滿腹狐疑,以為張巡又安排了個木頭人來騙他。叫來探子一打聽,才知道那不是木頭人,是守將雷萬春。令狐潮大驚,在城下對張巡喊道:“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張巡高聲回答:“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你這種亂臣賊子,不配談論天道。
03
然而,無論張巡在雍丘如何努力布局,依然不得不面對唐軍大部隊兵敗如山倒的大勢。
天寶十五載(756)六月,潼關、長安接連失守,叛軍長驅直入,唐玄宗倉皇西逃,天下軍事格局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伴隨叛軍大量涌入河洛、關中,魯郡(今山東兗州)、東平(今山東東平西北)、濟陰(今山東定陶西南)相繼失守,原奉命駐守潁川(今河南許昌)的山南節度使魯炅,也因叛軍的圍攻而退守南陽(今河南鄧州),雍丘一下子成了四面受敵的孤城。
為了不影響屏維江淮的戰略,張巡決定退出雍丘,撤往寧陵固守。讓他倍感欣慰的是,在茫然無助的河南,居然還有一位文官與自己英雄所見略同。
這就是睢陽太守許遠。
許遠(709-757)。圖源:網絡
許遠認為,大敵當前,寧陵雖然只是睢陽郡下的一個縣,但睢陽主城與寧陵相距不過四十里。一旦寧陵失守,自己鎮守的睢陽勢必保不住,所以他不能坐視寧陵陷落。
張巡、許遠的兵馬合于寧陵一處,自然逃不過叛軍楊朝宗、令狐潮等人的眼線。趁許、張二軍陣腳未穩,叛軍發動突襲,與寧陵守軍激戰了整整一個晝夜,卻收獲了另一場敗仗。張、許兩軍殺敵萬人,“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
此時,逃亡四川的唐玄宗終于醒悟了自己過去的錯誤部署。他緊急頒布了一道《命三王制》,令三王輔佐太子李亨平定天下。當然,見慣大風浪的唐玄宗明白,僅靠三王及太子招兵買馬,要想抵擋久經沙場的安祿山及其麾下的幽州兵,無異于天方夜譚。所以,他真正想做的,是借《命三王制》的發布,號召李唐宗室共同守護屬于他們的天下。于是,唐玄宗的遠房堂弟、嗣虢王李巨被任命為新的河南節度使,負責總領包括張巡、許遠的睢陽、寧陵兵在內的河南十三郡軍事,以及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的三鎮大部隊。
嗣虢王李巨“善騎射,有謀略”,一上任就幫南陽節度使魯炅解了圍。鑒于張巡在真源、雍丘、寧陵一帶抗擊叛軍的突出表現,這位王爺也口銜天憲,晉封張巡為河南節度副使,給予他更大的權力。
但,戰爭之所耗,從來只在錢糧。張巡不忍看將士們餓著肚子打仗,便借著給將士們請功的由頭,讓李巨再調撥點糧餉。而李巨完全曲解了張巡的意思,僅派人送去了三十張折沖都尉與果毅都尉的委任狀,對于打仗所需的錢、糧一分不給,氣得張巡破口大罵:“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
事實上,這并不能完全歸咎于李巨的虛偽與吝嗇。
如果將歷史的視野擴大,唐玄宗《命三王制》的發布造成了太子與三王互相鉗制的權力矛盾。為了盡快登基,太子李亨自然不支持唐玄宗的宗室共守江山策略。而唐玄宗西逃不到兩個月,李亨便在杜鴻漸等一批大臣的擁戴下稱帝,這也導致玄、肅二宗在抗擊安史之亂上出現意見分歧的時機提前了。
唐肅宗李亨。圖源:影視劇照
恰在此時,原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趕到靈武向唐肅宗李亨述職。唐肅宗便交待宰相房琯,讓賀蘭進明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出任南海太守兼嶺南節度使。結果,這位此前長年在唐玄宗身邊伺候的房宰相,宣旨時給賀蘭進明的職位稍稍動了手腳。偏偏賀蘭進明是個極有政治頭腦的官員,在面見唐肅宗拜謝時“反咬”了房琯一口,說:“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賀蘭進明不僅在唐肅宗面前獲得了表忠的機會,更趁機離間了唐肅宗對房琯的信任。這樣做的結果,便是讓其很快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河南節度使。
而賀蘭進明的走馬上任,也意味著在張巡擔任河南節度副使的那段時間里,他的頭頂上出現了兩個地位、權力皆相等的上司,他們各自為新、老皇帝代言,彼此做著互相拆臺的勾當。
04
賀蘭進明的到來,也并非對河南戰局毫無益處。至少在他被任命為河南節度使期間,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許叔冀已奉命率麾下精銳奔彭城、譙郡防御。
可是,這些人皆不管張巡、許遠的死活。因為他們發現,以此二人為代表的英雄們,只將注意力放在平叛事務上,不管玄、肅二帝有多大的矛盾,二人從不站隊支持。
眼見唐軍已經做好了反攻的準備,叛軍更是急于拿下江淮之地。于是,在安慶緒弒父奪權后,叛軍派出大將尹子奇統兵13萬,繞過寧陵,直撲睢陽。
安祿山稱帝后計劃:西攻潼關,東攻睢陽(紅圈處)
安慶緒之所以如此部署,正是看中了張巡、許遠的孤立無援以及睢陽的地理優勢。與雍丘、寧陵相比,睢陽城不僅控江淮之便,更是唐朝宋州治所,東連嗣虢王李巨的彭城駐地,“形勝聯絡,足以保障東南,襟喉關陜”。
當張巡、許遠發現尹子奇的真實目的后,他們只能像此前保衛寧陵那樣,快速合兵睢陽,誓死抵抗。
這時,經歷多次大戰,張巡、許遠的部隊加起來剩下不足七千人。而尹子奇組織起來的13萬部隊,除了叛軍中最精銳的幽州兵外,還有同羅、突厥、奚等部族精銳。無論從人數還是裝備上看,二者實力懸殊。
睢陽保衛戰注定是一場惡戰!
面對近乎二十倍于己的敵人,張巡卻毫不畏懼。史載,兩軍接戰,“(張)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與鎮守雍丘、寧陵時類似,他將打持久戰的思想,融入睢陽保衛戰中,不時趁著敵人防備空虛,搞搞突襲,賺賺裝備。
從“擒賊先擒王”的角度出發,張巡也想在陣前射殺尹子奇,于是心生一計。他令人在城樓上以秸稈為箭,射擊叛軍將領,撿到秸稈箭的叛軍將領大喜過望,以為睢陽箭矢用盡,急忙跑去報告尹子奇。就這樣,尹子奇的位置暴露了,隨即被張巡的麾下大將南霽云射穿左眼,敗下陣來。
看著張巡如有神助般保住了睢陽,許遠說:“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從此二人達成默契,許遠僅負責后勤,而張巡全盤主管軍事。
大約半年后,尹子奇卷土重來。這時,張巡他們出現了糧食短缺問題。
此前,李巨為對抗賀蘭進明,“盡將部曲而行”,致使其麾下部隊糧食消耗過快,于是操蛋的一幕出現了——李巨竟然以河南節度使的名義向張巡征糧。睢陽原為抗敵準備的存糧,就這樣被上級調走了一半。
張巡守衛睢陽期間,戰事密集程度遠超從前,就像他在給唐肅宗的奏報中所寫的那樣:“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戰”,這個數字即便不十分精確,但依舊能看出守城士兵體力消耗之大,糧食自然也吃得快。為了保證睢陽能繼續堅守下去,張巡只好吩咐南霽云去找賀蘭進明搬救兵;同時在城中施行糧食定量分配制度,規定一線將士每人每天最多可食用一合米(一升為十合),吃不飽就只能拿木皮、紙張、茶葉煮了吃。
南霽云隨即出城,一路疾馳至賀蘭進明駐扎的臨淮(今江蘇泗洪東南),向其稟報睢陽的慘況。沒想到,賀蘭進明卻絲毫沒有大局意識,他告訴南霽云,睢陽遲早陷落,將軍有大把前途,何必守在那里送死?
南霽云憤怒不已,拔出佩刀自斷中指,并放言:待叛軍平定后,必殺賀蘭進明。
05
另一邊,叛軍得知睢陽城內缺糧、士卒大饑后,便架云梯,以鉤車、木馬攻城。即便在如此困境下,張巡依然扛住了尹子奇的攻勢。強攻不下的尹子奇,這時突然想起了置“杞州城”圍雍丘的經驗,當即決定“穿壕立柵以守”,跟張巡玩起了消耗戰。
形勢對張巡越來越不利。
遲遲得不到補給的睢陽士兵,有的漸漸餓死。活著的將士也大多氣若游絲,完全沒了往日的戰斗力。張巡只好指揮將士“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但隨著糧食越來越緊張,張巡不得已,做出了一個驚天的舉動。
史載,他將自己的愛妾帶出來,對將士們說:“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說完,當眾殺了這個小妾,給睢陽將士充當軍糧。對此,守城將士聲淚俱下,不忍食之。張巡“強令食之”,這群可憐的將士才照辦。
有了張巡殺妾的先例,許遠也將自家的僮仆拉到軍前,殺了供士卒充饑。
城破前,張巡忍痛殺妾饗三軍。圖源:網絡
再后來,看著守城將士為睢陽日夜奮戰,許多百姓自發加入了“供糧”行列,史載,“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古代戰爭,圍城、屠城并不少見,但像睢陽之戰這樣,百姓奉獻自我、為守城將士充軍糧的,十分罕見。
既然戰況如此慘烈,張巡為何至死不降不撤?
其實,在生與死的折磨中,睢陽城內也曾出現過一種突圍東奔的聲音。但張巡的觀點是:“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饑羸,走必不達。”
這句話有兩層意思:首先,他認為,放棄了睢陽,江淮必定不保,而江淮不保,天下更加岌岌可危,到時會死更多人。其次,退一萬步而言,若放棄睢陽,以將士病餓羸弱的狀態強行突圍,勢必會造成更大的傷亡。城外尹子奇大軍虎視眈眈,我軍出城無險可守,其結局也必然是死亡。既然終究要一死,何不盡忠到底,做個響當當的英雄呢?
最后的時刻終于到了!
至德二載十月,尹子奇再度集結大軍攻城。此時的睢陽城,內無兵可戰,外無兵來援。
對于這樣的結局,張巡似乎早已坦然接受。在睢陽城即將陷落之際,他跪在地上,朝西方磕了三個響頭,大呼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城陷,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云等三十六將皆被俘虜。
直面張巡,尹子奇多少有點膽顫。他問張巡,聽聞你每次迎戰都咬牙切齒,以致牙齒全都咬斷了,何以至此?
張巡答道:“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
尹子奇不信,用刀撬開張巡的嘴,發現真的只剩下三四顆完整的牙齒。
尹子奇不禁為張巡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想對其勸降,但張巡始終對叛軍破口大罵。最終,勸降不成的尹子奇勃然大怒,將其殺害。與張巡一同赴難的,還有雷萬春、南霽云等諸位守城英雄。而許遠,因為是睢陽太守,尹子奇不敢擅自殺之,將其交給安慶緒處置。但很快,在安慶緒下令撤出洛陽前,許遠也因不屈而壯烈殉國。
可悲的是,就在睢陽城破三天后,張巡生前望穿秋水的援軍終于來了。
原來,在張巡死守睢陽期間,唐肅宗為了進一步統籌東南諸道兵力,派出身邊的宰相張鎬替代賀蘭進明。張鎬是位識大體、“廓落有大志”的官員,聽聞張巡告急多時,他曾第一時間命濠州刺史閭丘曉率部增援。奈何,閭丘曉“素愎戾”,對才華高于自己的張巡、許遠以及先前死于其手的詩人王昌齡皆嫉妒不已。他接到命令后,故意拖延時間,致使張巡失救、睢陽失守。
盡管張鎬后來杖殺閭丘曉為張巡報了仇,唐肅宗也聽從李翰等人的建議給予睢陽守城將士應有的表彰,但彼時天下的輿論卻似乎還不愿正視張巡等人的付出。唐朝人為張巡帶頭吃人之事,一度陷入了歷史文明的困境中。
誠然,帶頭吃人,無論出于何種高尚的目的,在一個文明的社會里都是無法容忍的野蠻行徑,可張巡之罪,不也是當時睢陽城全體軍民的共同選擇嗎?正如明朝人李贄在《史綱評要》中所言:“(張巡)不依古法,人自為戰,雖古大將不能過也。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號令如此嚴明,足矣。何必如吳、白輩下毒手乎?勿以成敗論英雄可也。”
張巡被殺五百年后,文天祥在《正氣歌》里寫了這樣一句:“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將張巡視為榜樣,激勵自己不屈抗敵。
到了明清以后,在官府的推動下,張巡、許遠雙雙封神,世稱“雙忠公”,受到后人的祭祀和崇拜。雙忠公信仰,起自中原,現仍流行于廣東潮汕地區。
或許,歷史本身就是一種選擇性記憶,也是一種選擇性遺忘。當殘忍被剝離后,信仰便冉冉升起,為千秋萬代所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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