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在杭州新東方某校區上課的李悠，收到了老師在微信群里發出的公告，通知線下課程轉為線上，在機構的一個網絡平臺上進行。

這天，距離網紅“鐵頭懲惡揚善”舉報新東方杭州校區過去了三天，被舉報的原因是該校區暑期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舉報當天，該校區拉閘關電，所有師生被遣散回家，隨后，整個杭州的新東方校區全部關停。

今年9月，李悠即將在杭州西湖區一所高中念新高一。在這個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媽媽給她在新東方報了六門學科的補習班，除了語、數、英之外，還有三門自選科目，她每天早上八點一直到傍晚五點都在杭州新東方某校區補課，連續十天，一天上六、七節課，目的是在進高中之前提前熟悉每一門學科。

【資料圖】

每門課的花費是4800元，不包括接送、中午吃飯、補習教材等其他成本，一個假期的補習成本接近三萬元。

“其實我們家庭是會有一點小負擔，但這個支出可能是必要的。”李悠告訴鳳凰網，事實上，像這樣補課的情況很普遍，李悠身邊的同學幾乎都在培訓機構進行課外補習，其中大部分都在新東方。即便是線下校區被舉報關停，同學們仍然能夠通過各種方法進行學科類補課，其中，請“家教”成為了更多人的選擇。

舉報過后，培訓機構關停，但在家長和學生的補課需求仍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學科類培訓將以怎樣的形式存在？又是哪些身份替代了機構老師的授課角色？鳳凰網多方訪談中介機構、家教從業老師和學生，試圖還原舉報風波后更隱秘的家教市場。

01 清北復交博士生的副業

一對一家教的主要師源來自高校的碩士生、博士生。

左峰是杭州某教育自媒體經營者。“雙減”政策出臺后，他總在后臺收到家長求助信息，請他推薦好的補課老師，“校內校外的補課都取消了，家長苦惱于找不到好老師，很焦慮。”

他說，家長焦慮得“很具體”，比如全國一卷的數學，有幾道大題學校老師沒有能力輔導，這意味著孩子高分無望，“有家長為了讓孩子突破120分，愿意請1000到2000元一節課的老師來教。”

很多家長請不到在職老師，轉而請一對一家教。左峰很快意識到那些在985、211院校專修數學的碩士和博士是輔導學生的*人選——他們專業能力不差，收費也不如機構老師昂貴。他聯系的博士生們也表示，愿意把家教當作副業，“他們已經在體制內找到一份相對閑適的科研工作，但收入差強人意，很多博士生一個月收入只有三千元，做一份家教的兼職能明顯提高他們的收入。”

于是，他開始在網上發帖招募名校博士生，然后將他們的聯系方式發給有相應需求的家長。他為此注冊了一個教育科技公司，1V1的名校博士授課很快變成了公司的主營業務之一。

為了規避風險，左峰有一些原則，他只對接高中生和大學生的補課需求，前者為了高考取得高分，后者則是為了不掛科，他只做“牽線搭橋”的聯絡人，負責交換聯系方式，不介入課時收費和后續課程安排，課時費固定且公開透明，150～180元每小時，“這樣就規避了違反任何規定的可能”。

他找來的老師有不少是清華、北大、復旦、交大、浙大五所大學在讀博士。但他發現，名校博士的身份并不是吸引家長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學歷，家長更看重教學經驗，博士生帶過的學生越多，做家教的時間越長，家長就越傾向于選擇他/她，課時費也更高。“有兼職教學五六年的，從研究生一直做家教，做到讀博，一節課課時費可以拿到五百元。”

他表示，杭州新東方被舉報之前，相對其他城市，杭州的打擊力度沒有那么大，業內的普遍共識是“高中補課不算違規”。“但新東方（被舉報）之后，很多機構也不敢補了。”

為了尋找經營的合法途徑，左峰盡量不做任何實際收費和課程的介入。家長和老師之間都是一次性買賣。上一節課給一節課的費用。就連家長愿不愿意繼續選擇跟這位老師合作，他也不插手。左峰還考慮將線下教學都轉到線上，找了老師錄制視頻課程。

他看好“一對一家教”。這種形式會讓學生和老師之間建立的聯系更加緊密，超出原來通過教學機構建立的短期師生關系，有的大學生家教甚至會將學生一直帶到考大學，考進他所在的大學，成為很緊密的朋友。教學內容也不僅僅是應試知識，或許還能幫學生打開一個新的世界。

此外，培訓機構通常要抽取大量費用，家長在機構中沒有選擇老師的權利，而機構老師也總是使用同一套教案教學。“這樣情形下，一對一家教能夠針對性教學，為什么家長還要迷戀大型機構和在職老師的保障呢？”他說。

他接觸過一些雙減后從教學機構離職的老師，發現他們習慣了講機構給定的資料和內容，反而在跟學生和家長一對一的溝通中不太適應。有不少家長對機構不太滿意，轉而選擇了聘請家教，“可以說，這正是兩種互補的方式。”

02 教師考編前的臨時落腳點

一對一家教另一個主要的師源是師范類應屆畢業生。

李敏稱自己在杭州一家“托管機構”做英語老師。機構位于杭州市中心的一個居民小區內，學生都是附近小區的居民。盡管這家機構主營業務就是高中階段的學科培訓，但她還是回避“教培機構”的稱呼。

根據現階段教育部門的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得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高中階段則參照執行。規定中的“參照”一詞，因各地執行標準不同，的確給了一些學科培訓機構存活空間。例如李敏所在的機構，就已經經營了多年，她認為，高中階段不屬于義務教育階段，這給她的工作提供了一定“合法性”。

暑假時，這家機構有過百名來補課的高中學生，近五十位老師。老師和學生之間是一對一上課，機構會準備部分教案給老師，也有老師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學生的具體狀況來教學，比如，李敏會在每個學生*次見面時，詢問他們的弱項是聽力、閱讀、完形，還是寫作。

實際上，李敏今年剛剛從大學的師范類專業畢業，她的目標是去公立學校當老師，考事業編。為了準備考編，她需要一份時間充裕且自由的工作。在招聘網站上刷了幾次后，發現性價比最高的還是機構老師，她找到離家最近的一家，投遞了簡歷，參加了一輪筆試、一輪面試，不算費力地獲得了這份工作。

她發現，這家機構生源穩定，暑假時她一周七天被排滿課。

機構和家教老師五五或四六分成，學生交費五百元一節課，到老師手里是兩百多元。“在家教行業，500元一節課能找到師范專業畢業、工作經驗三年以內的老師，工作經驗超過五年的師范專業老師，課時費就要至少800元。如果是在公立學校有過任職經歷的老師，課時費大約在1200～2000元之間。”李敏說。

一位家教行業的從業者告訴鳳凰網，在校外課時費跟老師所冒的風險成正比，有公職的老師一旦在外面授課被舉報，會被開除公職，此外，有事業編制的老師在江浙一帶剛入職就能拿到十五萬元左右的年薪，“他們不愿冒風險。”

李敏清楚，“托管機構”就職顯然不是一條有前景的路。為了順利考編，她以兼職的身份為機構工作，不繳社保，以保留自己的應屆生身份。

今年畢業季，李敏和她的同學都在為就業情況發愁。家教的工作緩解了她的焦慮，她知道考中事業編的概率非常小，進體制“百里挑一”，而考社工、公務員，難度也不亞于事業編。她一度后悔大學選了英語專業，英語專業考編的競爭是最激烈的。

家教的工作緩解了她的焦慮，像是找到了一個臨時的落腳地，雖然她不知道要停泊多久。她覺得能不能繼續做下去不由自己決定了，“我喜歡教東西，但給我們的機會不多……以后不知道還有沒有這個機會了。”

03 家教中介兩頭賺錢

以個人為單位的家教中介在“雙減”推行之后成為一種“灰色職業”。

暑假回到老家杭州，在讀研一的付奇就做起了家教中介。

起初她只是想趁著假期做家教賺錢，打聽了一圈發現，做一對一家教起步就要給中介交500元，還未必能對接上合適的家長。即便對接上了，也不過120元一節課，遠不如做中介來的劃算。家長也要額外給中介交介紹費。

鑒于做家教中介零成本、無門檻，付奇開始在微博和小紅書發帖，招攬起了一群想做家教的大學生。大學生們進了她的微信群群，每天都會收到她在群里發出十多條家教需求信息：

杭州家教編號xxxx

六年級數學，要求女大學生（理科科目有獲得競賽獎的），

80/小時，九月初開始，一周2-3次課。

周內晚上五點以后和周末下午輔導，長期輔導

地點：杭州市xx區xx街

信息注明了家長的要求。由付奇上線的中介機構發來，付奇沒有家長的資源，只能作為代理。通常這些招募要求不會寫很復雜，因此一個家長會收到很多份簡歷，他們會來回挑選。

“杭州家長很挑剔。”付奇感覺得到。她經常看到很優秀的簡歷，經驗豐富、學歷也不錯，但仍舊未必會被選中。“很多家長只是一時興起。”

對那些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來說，家教行業就是他們的“三和人才市場”。找付奇介紹工作的，有剛畢業來杭州找工作沒錢租房的，也有從廣東漂到浙江的。

兩個月過去，付奇總共建了三個群，積累起五百多個大學生家教。成功促成二十多單，賺了兩千元。“收入還算可觀，畢竟只是動動手指牽個線搭個橋。”付奇說，他并不期待能長久呆下去，只是作為一種賺錢的臨時工作。

“我心理壓力很大，覺得自己是在做客服的工作。”付奇感覺到，家長和家教的關系是不對等的，他們想用*廉的價格找到大學生家教，在他的群里，想找三十元、五十元一個小時的老師的需求訊息比比皆是。“可做家教相比在便利店、餐飲店打工投入回報比又好很多，所以你又得忍受。”

幾天前，就在暑假快要結束前，付奇收到幾條招募信息，有剛經歷了新東方關停的家長，準備趕在開學前給孩子再找一位家教補習。那位家長還特意增加了一條補充要求：希望是新東方的老師。這位家長給出了較為“慷慨”的薪酬：260元/2小時。

04 升學競爭在，補課的焦慮就在

李悠還記得，初三時，不少同學選擇不上晚自習，晚上五點下課就離開學校，六點坐在培訓機構門口等待著學科補習開班，補習時間起碼需要兩個小時，等到補習課上完，還要回家寫作業、自主復習。

“那時候，初中班主任問我們，明明‘雙減’了，怎么你們每天早讀的時間還這么累，同學回答，因為下課以后還要去培訓機構補課，周末也要去。”李悠坦言，補課至今，效果基本上沒在李悠的成績上顯現出來，但她認為，補課并不是追求成績有質的飛躍，而是為了在其他人都在進步的情況下，成績不至于變差。

“心理安慰的作用要比學習知識更大。”李悠說，這樣的補習方式，從小學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

新東方杭州校區關停后，因為授課方式變化，她感覺有些焦慮，媽媽則對孩子從機構“重返家庭”表現出了無奈。

“既能‘托管’孩子又能督促課程學習的機構關停，但現實是，家長還要工作，孩子又不能沒人照顧，雪上加霜。”李悠媽媽向鳳凰網坦言，孩子的未來無可避免要走國內高考這條路徑，假期讓孩子上補習班對她和孩子而言都是*的選擇。

“以前也和現在一樣，大家都是偷偷的……之前說‘雙減’，大家都不能（在校外機構）上課，但其實所有人周末都會去上課的。” 李悠媽媽說，培訓機構為了規避“學科類培訓”，會掛上“素質培訓中心”的名頭，李悠在線上線下都接觸過新東方的學科類培訓課程。這些培訓課程在哪里開班很容易能打聽到，一方面是通過同學家長了解，另一方面，以學生家長的名義直接找培訓機構詢問，對方也會和盤托出學科類培訓課程內容。

網絡上，舉報新東方事件引起了激烈爭論。幾乎所有家長身份的留言都傾向于表示，“學科類補課”是一種剛性需求。一位家長在浙江省政務留言平臺說，周圍的學生都是私下組班或一對一補課，查處了新東方，更多的學生將轉為“地下補課”，“不是補課才卷，是因為卷才補課。”

另一方面，雖然沒有具體而準確的數據統計，但受訪中介、家教老師都表示，前來咨詢家教的家長更多了。

“下了課沒有機構可去，只能回家，家長為了營造學習氛圍會請一對一的家教；另一面是補習機構老師流出，演變成了另一種家教。”一名從事兼職家教的大學生表示，她從半年前開始帶一名成績在班級中偏下的初一學生，每周上3小時，一個月收入2000元。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告訴鳳凰網，雙減的出發點是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目標偏移”的狀況——把“校內、外減負”等同于學科類培訓機構“清零”，以示“雙減”收到了成效。

“但家長和學生的學科類培訓需求依然普遍存在，這個時候就要去考慮疏導培訓需求。”他認為，疏導需求首先要做的正是改革中高考制度，“用單一分數、本地區的排名來錄取學生，家長必然有提高孩子分數的需求。一旦家長覺得學生在學校上課無法取得期望的分數，必然會尋找校外培訓機構。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這項改革不僅應包含入學評價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評價體系，還應該破除把學校分為“三、六、九等”的做法，不斷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消除家長對中考之后“普職分流”、高中分級、大學分級的焦慮。

“我們有示范性高中、超級高中、重點高中、普通高中的分別，高考之后有981、211、雙一流、一本二本的劃分。家長當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高的分數、進入更好的高中學習，進入更好的大學、接受更好的教育，今后從事更好的職業，這是一個升學競爭的思維鏈條。”

熊丙奇坦言，這一鏈條存在，家長的焦慮就存在，改革任重而道遠。

在現階段，如果雙減要求高中階段參照義務教育執行雙減，那么是否也要參照義務教育階段讓高中校內教育“提質增效”？具體而言，是通過教師輪崗、提供課后服務、假期托管等方式，平衡每所學校獲得的教育資源發展。“但均衡發展，又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在改革還在進行之中的背景下，無法疏導家長的需求，舉報、關停就意味著原本透明公開的補課機構進行的教學活動將轉到“不見光”的地下，他認為，“這會產生更多更嚴重的問題。”

監管之外，機構的合法資質、教師水平、收費標準、學生的安全問題都無法得到保障，退費糾紛會更多、更難。

補課需求長期存在，如何能讓監管真正成為家長和學生“減負”的推手？熊丙奇表示，目前，全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與服務綜合平臺正式上線，在建立統一監管平臺后，可以適當調整對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監管政策，讓符合條件、有合法資質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為部分有需求的學生提供差異化學科類培訓，以此治理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把培訓納入到監管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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