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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環球時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都是當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公共產品，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上世紀70年代瓦解之后仍具國際影響力的范式支撐。根據通常理解，國際公共產品的典型特征中就包括對其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搭便車”現象。但不久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批評的IMF和世行“不公平地偏向發達國家”，以及美國財長耶倫有關IMF和世行“反映美國價值觀”等說法，都在傷害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聲譽。

IMF和世行成立近80年來，對全球經濟金融穩定、可持續發展以及消除貧困等做出重要貢獻。但美國主導下的這兩大國際金融公共產品在角色扮演上也經常背離初衷，某些時候甚至蛻變為服務于美西方利益的價值工具。例如，IMF在處理墨西哥、韓國以及阿根廷等國金融危機時表現出的選擇性援助行為，損害了其作為全球性金融公共產品的國際聲譽。該組織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也表現出行動能力不足的短板，使得關于IMF改革的呼聲不斷升高。如何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成為多年來國際社會的廣泛呼吁。

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而言，梳理這些年來美國的做法，“公器私用”態勢相當明顯。IMF早在2010年即通過改革計劃，而且這項改革本身就是美國發起的，美國之所以牽頭啟動IMF份額和治理改革，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新興經濟體向IMF增資以強化對歐洲國家的救助。但改革方案出臺之后立即在美國國會引起強烈反彈，一些議員認為這將導致美國配額和投票權降低，最終損害美國利益，因而遲遲不愿批準相關方案。大概在美國保守勢力看來，這項改革簡直是在割美西方的肉：改革方案擬將IMF份額增加一倍，從2385億SDR（特別提款權）增至4770億SDR。超過6%的份額比重將轉移到富有活力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從代表性過高的國家轉到過低的國家。四個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將位居IMF最大十個成員國之列。這些顯然都是美國一些人極不愿看到的，于是直到2015年12月，在遭到IMF時任總裁拉加德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激烈批評，甚至連歐洲盟友也對美國施壓之后，美國國會才投票通過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前前后后足足拖延5年，美國的私心可見一斑。

美國故意拖延IMF份額改革，不僅使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遭遇重創，也破壞了作為二十國集團精神支撐的隱形契約，即發達經濟體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給予新興經濟體更大支持，新興經濟體在條件成熟后將承擔更大責任。這反映出美國根本不愿正視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也不愿真正對其主導的全球公共產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更不愿放棄與投票權等問題相關的利益。

相較而言，中國近些年來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攜手有關國家成立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金融類公共產品，有力支持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可持續發展。這些都是以實際行動加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切實表現，與所謂的價值觀無關。在消除南北發展鴻溝、促進全球共同發展方面，如果一味套用美式價值觀來度量，只會導致更大“不公平”，致使“全球南方”被永遠鎖定為美國的經濟附庸。（作者分別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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