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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飾交流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出版，下簡為《異服》）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劉玲芳著譯的新書。此書核心目的是，對日本“服飾近代化=服飾西化”這一公式進行反思與再討論。因為近代以來“服飾西化”一方面忽視了東方鄰國之間的相互影響，另一方面服飾文化交流是復雜的，如中國服飾文化既受日本影響，也受本土政治因素影響。因此，“服飾西化”說法并不正確，同時也掩蓋了其中的“中國趣味”。

具體而言，在第一篇中日服飾文化的相互認知中，作者主要展現中日兩國服飾文化上的認知差異，進而修補已有研究的“不太充分”“模糊”與“偏見色彩”。首先，通過考察中國人的“東游日記”（19世紀70至90年代），發現中國人對日本人在家穿和服且不著內褲，而在外穿西服的現象不解。一方面“裸露”被視為不雅，另一方面西服普及將導致日本傳統紡織業的衰落。因此，中國人強烈批判日本服飾西化政策。而日本人對中國服飾的系統認識主要從1900年代對華貿易開始，目的是為了謀取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展開了對中國“風俗”的調查，最終決定出售在顏色和紋樣上具有競爭力的棉紗棉布類商品。

在第二篇中日服飾文化的相互影響（男性篇）中，作者揭示了1920年代日本服飾文化受中國服（長袍馬褂）影響的具體過程。因“目前為止學界并沒有對此類現象的分析和研究”，所以此為作者的重要發現，為挑戰“服飾西化”說法打下了堅實基礎。作者以日本男性與中國服的關系為主線展開論述，并列舉不少重要人物予以說明，如芥川龍之介、后藤朝太郎、吉川幸次郎等，最后認為中國服之所以受日本男性青睞，一方面因中國服具備日本和服的優點，同時又彌補了和服與西服之缺陷，另一方面這些日本男性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真摯的熱愛，體現了濃厚的“中國趣味”。然而，甲午戰敗后，身穿中國服的日本人也遭到歧視，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服在日本的推廣。但至少證明，中國服飾文化對日本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與此同時，留日中國學生抗拒形象上的“西化”，如為留辮而盤起“富士山”發型、為保留傳統服飾而混搭服裝等等。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開始接受并融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日本服飾文化中。到民國時期，日本學生服已成留日中國學生的常服，甚至演變為一種時尚。中國學生裝即操衣，亦由日本學生服發展而來。此外，以往研究并未很好地區分學生服與中山裝的關系。經作者分析，其實在孫中山去世前，學生服等同于中山裝。孫中山去世后，中山裝這個概念才逐漸與學生服分離，并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符號，到1930年代中山裝才開始普及。

在第三篇中日服飾文化的相互影響（女性篇）中，作者揭示了中國女學生受日本服飾影響的具體過程，并從中國女性的“文明新裝”說開去。經作者考證，甲午戰爭后，留日中國女學生未像留日中國男學生一樣對不同的服裝文化產生抵觸，反而不自覺地融入到了日本“樸素”的女學生服飾文化中，甚至回國后仍有部分學生如此穿著。到民國時期，中國女校已出現了樸素大方的女學生服裝。1920年代中后期，因實惠、簡約、無拘束等原因，中國服在日本女明星、富裕家庭的千金小姐與貴婦中開始流行，但至1930年代，中國服潮流迅速消退，這與中日關系惡化以及世界金融危機有關。

綜上，中日兩國服飾交流的鼎盛時期是在1910至1920年代。通過對中日服飾交流過程的細致梳理，可發現“服飾近代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完全等同于“服飾西化”。中國服飾文化對日本男女性服飾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服飾是社會文明的產物，代表著社會的秩序，展現著權力的美學。日本社會受中國文化深遠影響，日本服飾西化隱喻著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冷落，由此一些旅日中國人在日本文化中努力找尋中國文化的影子也就不足為奇了。

《異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飾交流史》

劉玲芳 著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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