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島的一片荒涼郊外，數排巨型風扇同時啟動，發出流水般的響聲。

【資料圖】

這些不是普通的風扇。當扇葉在戶外攪動著空氣，整套裝置可以直接從空氣中捕集二氧化碳——空氣會被吸入到特制的收集箱，其中的二氧化碳與固體吸附劑反應后留存下來，剩余氣體將被再次送回到空氣中。

這項技術，被直觀命名為“二氧化碳直接空氣捕集”（Direct Air Capture，DAC）。位于冰島的這座捕碳工廠，是世界上第一座大型DAC工廠，每年最多能夠捕集4000噸二氧化碳。

在CCUS（碳捕集、利用與封存）領域，根據二氧化碳來源不同，主要分為兩種路徑：碳捕集與封存（CCS）和直接空氣捕集（DAC）。前者也被稱為“煙氣捕集”，即從工業廢氣中捕碳，目前技術成熟度更高；后者顧名思義，二氧化碳源于自然空氣，是新一代碳捕集技術。

大量熱錢正涌向DAC。當地時間8月11日，美國能源部宣布投入12億美元，用于補貼兩個本土DAC項目。隨后不到一周時間，巴菲特投資的西方石油公司對外宣布，以11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加拿大DAC公司Carbon Engineering。

兩筆大額資本加持，一下子將DAC技術從幕后帶到聚光燈下。直接從空氣里捕碳，聽上去充滿科幻色彩，極具顛覆性和話題性——更多人關注到DAC的價值，爭議也相伴而來。

政企加碼買單，DAC魅力何在？

碳中和好比一座天平，兩端分別是碳源（碳排放）和碳匯（碳去除），尋求正負抵消。人們大多在碳源一端下功夫，通過清潔能源轉型和節能技術等途徑，減少碳排放。

但這遠遠不夠。按照IPCC的說法，如果沒有碳去除，將難以達成《巴黎協定》1.5攝氏度溫控的氣候目標。

解決氣候問題，不能將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根據國際能源署去年發布的《直接空氣碳捕集2022》報告，全球要實現2050年凈零排放，到2030年需從空氣中捕集超過8500萬噸二氧化碳，到2050年需捕集近10億噸二氧化碳。

也就是說，在無法完全放棄化石能源、一時做不到零碳排的客觀現實下，DAC在碳中和技術的組合方案中不可或缺——盡管談不上是主角，但也有不少關鍵戲份。這推動了DAC負碳技術在全球范圍熱度走高。

美國政府斥資12億美元投向DAC，正是看中了項目帶來的碳去除收益。按照美國官方說法，一旦這兩個項目投入運行，預計每年可以從空氣中清除超過200萬噸二氧化碳，相當于減少道路上近50萬輛燃油車的碳排放量。

美國政府押注DAC的力度不止如此。他們計劃未來再投建兩個DAC中心，四個項目總投資35億美元。官方稱這些項目建成后，可以幫助美國實現到2050年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目標。

據國際能源署統計，2020年到2022年，各國政府承諾提供近40億美元資金，專門用于DAC項目開發和部署。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0個DAC項目已經建成或在建中，加拿大、美國、歐洲都是DAC項目商業化部署發達的國家和地區。

資本市場和大企業們也看中了DAC的減碳潛力。冰島這座DAC工廠背后的企業，名為Climeworks，是碳捕集賽道上的明星公司，曾在去年一舉拿下6.5億美元的融資。

盡管Climeworks還只是一家初創公司，但它擁有一份“巨星云集”的客戶名單。微軟、施華洛世奇、Shopify、普華永道……不同行業的知名企業，都與Climeworks簽訂了碳去除購買協議，希望借此抵消自己的碳排放，兌現氣候承諾。

DAC賽道上的另一家代表性公司是Carbon Engineering，過去幾年一直與西方石油公司合作，為其石油項目提供捕碳技術支持。另外，包括空客、法航荷航在內的航空業，是Carbon Engineering的主要客戶群體，航空公司們希望購買DAC項目的碳信用來實現脫碳目標。

從CCUS的“U”，即碳利用的視角來看，DAC的應用價值則更有想象空間。

從空氣中捕集到的二氧化碳，除了應用在石油行業驅油場景，還可以用于制造生產合成燃料、塑料、甲醇、混凝土等各類產品，提高產品的“含綠量”，幫助企業實現綠色目標。例如保時捷近日宣布，將DAC看作是能源提取的重要新興技術，考慮將DAC設施整合到其位于智利的eFuels試點工廠中，未來使用的合成燃料來自空氣中捕集的二氧化碳。

將視角轉向國內，DAC在中國目前處于起步階段，國內正加速推進DAC技術創新和工程化落地。

在8月22日舉辦的“第一屆DAC技術研討會”上，浙江大學教授王濤介紹，浙江、上海、山西等地方“雙碳”實施方案中，明確提出加強DAC技術研發。此外，中石油、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華能集團等能源企業已經紛紛部署DAC技術與樣機開發。

定義“碳價天花板”，成也價格，敗也價格

與許多新興技術一樣，DAC的技術故事聽起來性感，商業化之路卻走得磕磕絆絆。

成本昂貴，是阻礙DAC商業可行性的一項“原罪”。受限于高額成本，CCUS技術一直“叫好不叫座”，尚未真正實現大規模商業化。在本就昂貴的CCUS領域，DAC是“貴上加貴”。

二氧化碳濃度直接影響著捕集成本，濃度越高成本越低。自然界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比工業煙氣稀薄得多，捕集環境更不可控。這使得DAC不僅技術本身難度高，捕集材料投入和能源需求也更大，多重因素堆高了整體成本——DAC有“碳價天花板”之稱。

即使是走在行業前列的公司Climeworks，直接從空氣中捕碳的成本也高達每噸600至800美元。在王濤看來，新興技術與規模化的螺旋上升，可以促進DAC成本大幅下降。

成本下降程度，是DAC走向商業化落地的關鍵拐點。根據波士頓咨詢今年5月發布的報告，DAC的成本需要至少下降75%，才具備商業化可能。在美國，疊加政策補貼因素，每噸200美元的價格已經具備市場競爭力。多位業內學者認為，當DAC的價格降低到每噸100美元以下，將會是一個具有顛覆性意義的價格。

成本固然是DAC走向市場的一塊短板，硬幣的另一面，它也刺激著技術創新——所謂“碳價天花板”，決定著未來自愿碳市場價格的制高點，誰有能力率先突破降本路線，將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定義碳交易價格的主動權，用價格優勢吸引更多的企業客戶。

事實上，有關DAC的爭議，不只是在成本層面。從空氣中直接捕碳所需要的高能耗、捕集效率，都是外界質疑的焦點，還有人擔心它會成為高碳排行業的庇護。這些挑戰都是DAC發展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必答題。

技術性感，需求明朗，但DAC想真正釋放商業價值，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耐心。至于這段路程究竟有多長，取決于技術、政策和市場的合力。

（圖片來源：veer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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