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方向盤交給徒弟，老司機遭遇翻車——

(資料圖片)

田金科的右小臂至今還有鋼板

核心提示：田老，是位老司機。早在20世紀50年代，才二十出頭的他，就已是石油工業部下屬敦煌石油運輸公司的一位走南闖北、經驗豐富的駕駛員了。

1960年5月，公司接到石油工業部的緊急通知，立即組織技術過硬的精兵強將，運送50輛嶄新的解放牌罐車，支援松遼石油大會戰。名額有限，積極請戰的人很多。優中選優，年輕的田金科如愿以償入選，還被任命為一個班的班長。

大家分別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向目的地進發。乘坐火車的一行人非常激動，因為他們聽帶隊的領導講，此行要在首都換車，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將在北京短暫停留。

那時候，正處在3年自然災害時期，吃飽肚子，成了最實際和迫切的需求。所以，一行八十多人在北京站換車時，都買了些面包、饅頭等食物，以備不時之需，沒想到這點儲備，后來還真派上了大用場。

半夜時分下錯車

火車有節奏的咣當聲，讓仍沉浸于首都經歷的年輕人進入了夢鄉。半夜時分，帶隊的領導大聲地叫醒大家：“到站了!到站了!”

“到站了?許多人還處于‘大夢初醒’之中，揉著惺忪的睡眼，看向漆黑的窗外。在帶隊領導的催促下，火車停進站臺，我們就依次下了車。”

“有人問領導，咱們是到哪兒啊?領導拿了張介紹信說：‘薩爾圖啊。’那人說，我剛看了站牌，這兒叫安達。‘安達?’這位領導也有點兒蒙了，不知道是沒到薩爾圖呢，還是坐過了站。他馬上去問車站的工作人員，才知道我們下車早了，下一站才是薩爾圖。

“沒辦法，火車已經開走了，這大半夜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一站地有多遠，只能等到第二天再說了。人一直睡吧，還沒啥餓的感覺。可一醒過來，肚子就開始叫了。幸好，背包里還有在北京買的面包、饅頭，我們就著站里提供的熱水，連吃帶喝，也算填飽了肚子。

“我清楚地記得，火車到達薩爾圖站的那天，是1960年5月31日。為啥記得這么清楚?因為第二天就是大慶油田首車原油外運的日子。

“八十多個人來到新油田，首要的問題是解決住宿。接待我們的人，在二號院的西南邊，給我們搭起了帳篷。因為托運的行李還沒到，我們割掉帳篷里大堆的干草，然后和衣席地而眠。第二天醒來時，嚇了我一跳，昨晚一起睡帳篷的同事都沒在。我慌了，埋怨自己睡得太死，同事們走了為啥不叫我一聲，剛上班就遲到可不好。我馬上起身走出帳篷，發現還有幾個人睡在草上。

“帶隊的領導搖著頭走進帳篷，我才知道，好幾個同事打了退堂鼓，連戶口和糧食關系都不要了。”

臉盆里面煮甜菜

在糧食奇缺、饑腸轆轆的歲月里，田金科的一個好朋友就曾私下對他說：“咱們有駕照，在哪兒都能混碗飯吃，何必在這活受罪呢!”說實話，田金科也不是沒動搖過，可好男兒志在四方，哪能受點苦就跑，那算什么男子漢!留下來繼續創業的思想還是占了上風。跑的想法打消了，干下去的信念自然就堅定了。

1960年下半年糧食供應日趨緊張，糧食定量降到了“五兩保三餐”的最低標準。田老說：“司機跟一線鉆井工人比起來，體力消耗沒那么大。但都是大小伙子，正是飯量大的時候，突如其來的低定量，讓他們這些大肚漢，每天都處在饑餓的狀態之中。

“為了解決‘肚荒’問題，我們常常利用跑夜班車的機會，到田地里找尋收菜時遺落的甜菜。回到宿舍后，把洗干凈的甜菜切成片，用臉盆加水在爐子上煮，喝糖稀，吃甜菜片，嘴里甜，肚子也飽了一點。

“能找到甜菜地，是幸運的。那時候不僅大慶的職工、家屬挨餓，附近的農民兄弟也不太能吃得飽。很多人也都餓得在收割過的地里尋找遺落的糧食。農民秋收過的荒地，不知被翻了多少遍;就連老鼠洞里藏著的苞米粒，都被掏得一干二凈。想在地里找到能吃的東西，那是相當困難。

“有時候，純樸的農民看到我們餓得把褲腰帶緊了又緊，會無私地給我們一點白菜葉、一兩個土豆什么的。我們總是舍不得一頓吃完，要把這些珍貴的食物計劃著吃。連這些東西也沒有的時候，醬油蔥花湯也是極佳的美味了。這樣的日子，熬了三年左右。直到1964年，家屬開荒種地，大慶油田農場的自產糧也開始年年豐收，才有了好轉。雖然是高粱、玉米這類粗糧居多，但起碼肚子不餓了。”

開翻汽車撿回命

聽診器、方向盤、人事公章、營業員，這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最讓人羨慕的四大職業的概括。在那個汽車極少、交通不便的年代，搭個便車、送人看病、接送站等，都少不了讓司機跑趟車，即使是單位調度指派，也少不了陪個笑臉，說上些客套話，這讓司機的職業自豪感爆棚。

但在轟轟烈烈的創業年代，司機可不是把貨拉到現場，就能到旁邊等別人卸貨的輕閑人，他不僅要送貨到現場，還要客串裝卸工，和井隊職工一道把鉆桿、油管卸在規定的地點。收車了也不能真正地休息，蓋干打壘的工作還等著他完成，需要他奮力揮錘，把三合土的土墻一點點夯實加固，一天下來，干的這些“零活”也不輕巧。

田老說：“那時候，一天下來，只能睡上五六個小時。你們都知道，疲勞駕駛是很危險的，即便是在那個車少、地廣的創業時期，休息不好，也很容易出交通事故。

“記得有一次，我和徒弟一起開車去參加運沙子會戰。當時就想，兩個人換著開車，總比一個人一直開安全得多。路上，徒弟看我眼皮有點沉，就讓我在副駕駛上睡一會兒，他來開車。

“我當時也是困得受不了，覺得路都跑熟了，徒弟開一會兒也不會有啥問題，就答應了。很快，我在副駕駛位置靠著車門就睡著了。睡夢中，聽到徒弟在大聲叫我，沒等我睜開眼睛，突然覺得汽車向一側傾斜翻了過去……巨大的壓力擠裂了風擋玻璃，只覺得右小臂一陣劇痛，我就失去了知覺。

“我倆被路過的人從駕駛室里拽了出來，送進職工醫院。我的右小臂骨折，骨頭穿出了皮肉。醫生把骨頭接好，打上了鋼板，現在鋼板還在里頭呢。

“幸運的是，我們師徒都沒啥大礙。事后，聽徒弟講，當時車輪陷入了泥濘的沼澤，前輪打滑，左右搖擺，車廂里的沙子甩向一側，巨大的慣性帶翻了汽車，導致了這次驚險的事故。”

都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想起當年的艱苦歲月，再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田老說：“挺知足!”

紅色傳承：老父親的“駕車哲學”

父親是個少言寡語的人，像許多老會戰一樣，一輩子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從不講條件。

他總對我們講，一個人要有明確的工作和生活目標，就像司機駕車一個樣，不論前面是荊棘、是陡坡，還是崎嶇小路，一定要把穩方向，一路前行。一遇到困難，就想著掛倒擋，找后路，這樣的人一生會一事無成。

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石油會戰最艱苦的歲月里，他沒有當逃兵，而是積極向上，咬緊牙關，收獲了屬于自己的那份光榮。我們做子女的以他為榮、以他為傲。

文/攝 大慶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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